我国农村垃圾房垃圾分类现状与模式探讨

2020年8月13日，第21届上海环博会盛大开幕，上千家环保企业汇集于此，盛况空前。

13日下午，由环卫科技网主办的“2020年环卫产业发展论坛”同期举行。

论坛上，常纪文课题组组员、宁乡市菁华铺乡人民政府资环办主任吴雄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围绕当下国内农村垃圾分类现状与集中处置工作实施情况，来分析制约农村垃圾分类推广的因素，总结现有经验进行分享。（文章根据吴雄现场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01、农村垃圾分类和处置的工作现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生活垃圾的总量快速增长，全国600多座城市每年生活垃圾清运量达2亿吨，这些生活垃圾的收集范围包括城郊以及部分农村，实际服务人口超过6亿，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每天约0.8至1.2公斤。生活垃圾处理问题逐步成为困扰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有利于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有利于促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提升。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各种现代日用品的普及，随之而来必然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 从工业废水的乱排到、养殖业粪水直排、塑料制品普及使用的、高离分子等不可降解物的应用，无一不存在着对生态环境的侵蚀和破坏，导致各类贵金属侵入农作物，水质资源严重污染，村（居）民日产生垃圾不断增多，人居环境面临严重危害，导致井水不能饮用，塘水臭气熏天，稻谷、蔬菜等农作物重金属超标，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农业种植大规模机械化操作的实现，以及家庭为单位的养殖系统逐渐消失。在传统农业社会，通过家庭养猪、鸡、鸭、鹅和牛羊等消纳厨余和泔水，家禽和家畜产生的粪便堆肥，然后返回农业种植系统。这种生态循环目前被打破，让农村地区的厨余和其它农作物废物无法循环再利用，从而成为垃圾。农村地区同时发生的另外一个大变化是消费方式的城市化，从而带来越来越多塑料包装等不可降解垃圾。随着农村地区种植方式越来越单一，原来相对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慢慢发生改变，主食和副食越来越多通过外来购买，所产生的一次性塑料袋和各种包装，也成为农村地区垃圾的主要构成部分。

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生活垃圾产生后，农户将垃圾丢入垃圾桶或垃圾池，再由保洁员用人力车或机动车收集运至中转站垃圾压缩中转站处理，最后由垃圾清运转运车运输至市、县终端进行集中处置，基本形成了“村收集—乡镇转运—市、县处理”的垃圾收运处置模式。

“户负责投放，村负责收集，乡镇（村、社区）负责中转，县负责处理”对于城市周边经济较发达地区这种管理模式取得的实际效果很好，但是对于离终端较远的经济条件薄弱的地区而言，往往高昂的垃圾清运成本比较高，导致财政资难以承受，且容易造成第二次污染。所以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推广有一定的难度，而且目前不少市、县垃圾终端处理填埋场状况并不乐观。

虽然“村收集、镇转运、市、县处理”的模式在经济发达的近城地区见效迅速，但这在经济欠发达的偏远地区却是一个难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农村地域广阔，农户居住分散，垃圾在收运和周转过程中路线往往迂回曲折，户与户之间没有运输通道，组与组间无法连成线、汇成片，村与组无法抱成团，从而导致高昂的运输成本制约垃圾有效处理。其次，保洁员工资和转运、收贮、分拣的运营成本高，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财政难以承受，不能为长效运营提供保障，生活垃圾就地填埋和焚烧时有发生。再次，分散在广阔农村地区的生活垃圾被集中转运至城市进行无害化处理（填埋或焚烧）时，也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造成压力，有的地方不得不新建垃圾焚烧和填埋处理设施。

02、制约农村垃圾分类和集中处置工作主要因素

（一）农村垃圾分类和集中处理运行处置体系建设资金缺口大，设施运行资金稳定性差，管理体系有待完善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转运、分类处置是相互衔接的环节，每个环节之间目前缺少机械化协同，人工投入大。农村垃圾分类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作支撑，包括各类垃圾桶、沤肥池、垃圾收集车、垃圾转运车、垃圾分类回收中心、垃圾压缩站、垃圾中转站以及终端处置设施等，因农村居民分布广而散、资金投入有限，垃圾收集处置基础设施难以实现全覆盖，且部分地区基础设施管理及运行维护不到位，影响了垃圾分类全程减量化的成效。农村垃圾处置缺少规范垃圾类别、解决垃圾源头处置的技术指南。在垃圾分类工作方面，垃圾分类构架模糊，终端处置没有具有可操作的技术指导支撑，导致源头减量始终停留在文件上和口号上。

（二）农村环保教育不足,农民对垃圾处理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相关技术人才缺乏一是宣传和舆论引导氛围不浓。部分农户难以区分不同垃圾性质及种类，将煤灰、砖瓦陶瓷、渣土等惰性垃圾和树叶、草皮、菜叶等易腐垃圾混合投入垃圾桶，将塑料袋、包装纸、烟盒等随手乱丢，导致垃圾清扫、清运、中转、填埋负担大大增加，可回收物质和能源未能有效利用，处置费用也大大增加。二是操作者、指导者专业化水平待提升。目前，大部分在基层执行一线的工作人员都非环卫环保专业科班出身，对农村垃圾分类和集中处理工作往往停留在应对上级考核和验收上，不能因地制宜指导农户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农村保洁员均为当地居民，知识文化水平较低，且缺乏系统培训，影响了分类减量效果。三是党员干部带头作用不明显。在引导和利用好党小组长、村民组长、村里致富能手、成功人士的影响力方面，在能人带动、政策推动、宣传发动、邻里互动方面，效果发挥均不明显。

（三）垃圾处理设施能力不足，简易填埋和露天焚烧现象时有发生一是垃圾终端压力大。以湖南省宁乡市为例，目前全市仅建成标准化生活垃圾填埋场1个，平均日填埋量约400多吨，再过几年将达到最大填埋容量，亟需规划建设新的终端处置设施；。二是资源再生体系不畅通。生活垃圾具有二重性，废与不废是相对的，与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密切相关。生活垃圾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下，有的可以利用，有的难以利用。目前，废纸、塑料瓶等废旧物品回收市场价格低，且缺乏相应的财政补贴措施，垃圾分类回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不明显，从业人员积极性不够，亟需建立和健全垃圾回收经济激励制度和机制。

（四）垃圾污染防治和处理技术支撑薄弱一方面，我国农村面积大、人口多，相对而言，环保科技投入就显得过于分散，农村垃圾污染防治和处理技术科学研究基础不充分。现在的农村环境保护多是直接套用城市环境保护的技术体系和管理办法，不太符合农村实际，未能形成适合我国农村特点的处理技术体系或模式。另一方面，目前针对农村垃圾处理相关技术的研究较少，现在大量运用于实践中的技术主要有卫生填埋技术、堆肥技术、焚烧技术等。然而，传统填埋方式已不堪重负,而焚烧方式作为西方社会已经成熟运行的主流处理模式，并不适合垃圾分类严重不充分的现实基础。与此同时，垃圾焚烧所排放危害物对人体的不利影响不可逆转。

（五）法律和制度建设缺乏，法制保障不足目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方面的法律制度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虽然一些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城市出台了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明确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要求、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发布生活垃圾分类指导目录、完善生活垃圾分类及站点建设相关标准等，但是仅具有探索性和示范性。目前，农村生活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技术指南、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操作指南继续细化出台。需要加快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方面的法律制度，推动相关省市出台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明确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要求、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发布生活垃圾分类指导目录、完善生活垃圾分类及站点建设相关标准等，建议更新细化《农村生活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技术指南》、《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操作指南》等指导性文件。

03、经验模式的分享

1.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模式

（1）设计可接受性强的垃圾分类标准，如在每家门口摆上两色垃圾桶（绿色放可腐烂垃圾、黄色或灰色为不可腐烂垃圾）。

（2）利用乡村熟人社会的特点，推出独具特色的激励机制——“笑脸墙”和“荣誉墙”制度，用以提升垃圾分类效果。

（3）调整产业结果，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保障垃圾分类长效运行管理。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开发传统古村游、乡村特色游，举办绿道骑行活动等。

2.湖南省宁乡市模式

湖南省宁乡市隶属于湖南省长沙市，人口为146万，下辖29个乡镇（街道）。近年来，该市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围绕美丽乡村和“全域景区化”建设，大力开展城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深入推进全域净化行动，着力解决环境卫生、垃圾分类减量等问题，农村环境面貌明显改善。

开展的主要工作如下：

1.抓队伍，促责任落实。一是领导重视，先后8次召开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出台《宁乡市城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整县推进工作方案》；市委、政府主要领导每季度组织召开一次乡镇党委书记人居环境工作讲评会，市领导到镇村调研、必看农村“五治”（治厕、治垃圾、治房、治水、治风）工作；严格落实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实施挂图作战，镇村两级对标形成了书记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格局，人居环境整治责任体系更加清晰。二是建立一支稳定的“三员”保洁队伍。各乡镇村按照每100-~150户配备1名保洁员、1-~2名专职清运员，基本做到了责任区域的日扫日清，同时保洁员又是宣传员、劝导员。三是组建一支热心敬业的宣传和监督队伍。各村（社区）充分发挥离退休干部、党员“老有所为”的作用，成立环保志愿者协会、老年协会、环保理事会等，采取上门劝导、卫生评比等方式宣传垃圾分类减量和环保知识，及时监督和制止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

2.抓宣传，促舆论引导。一是方式多样。开设“环保在行动”电视专题、今日宁乡“环保专栏”和公众平台；镇村设立农村环保学校100多座，每年开展环保好声音“进企业、进园区、进学校、进社区、进乡镇、进村组”等垃圾分类知识系列讲座，倡导环保新风尚；利用“村村响”、群、宣传栏、宣传牌等平台，让环保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如2016年发放环保宣传手册15万余册，绘制环保宣传墙35000多平方米，制作各类宣传牌15000余块，评比栏3000多块；开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专题活动，使环保理念深入乡村人心。二是户主发动。在镇、村的定期组织下，联村干部、村两委班子成员、村民代表、志愿者代表等聚集一堂，召开户主会、屋场夜话、家庭妇女会等，讲解生活垃圾的危害及垃圾分类减量的要求和具体做法，倡导村民按“就地填埋、就地堆沤、分类回收、统一封存”等方式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置，增强了群众参与垃圾分类减量的主动性。三是乡贤带动。近年来，宁乡市人民政府大力倡导新时代乡贤文化，每年开展“十佳贤达”评选活动，将乡贤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及美丽乡村建设的情况纳入评选的主要内容，促使社会贤达捐资献策，主动参与环境治理和美丽乡村建设，发挥了榜样示范和带头作用，2019年，全市乡贤捐资达9800多万元。　

3.抓投入，促设施完善。一是财政补贴。加大各级财政投入力度，每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补助达4.5万元/年，并以乡镇为单元实行“奖优罚劣”年度考核。对于考核的后五名乡镇，每村扣除20%的补助资金，所得资金平均奖励给考核前五名的乡镇的村，激励各乡镇、村抓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二是村民自筹。各乡镇、村（社区）鼓励村民自筹资金，以“一事一议”的方式每年向农户收取50-~100元的垃圾处理费用，在村民负担可承受的限度内有效缓解了资金瓶颈。三是整合项目。积极争取省、市农村垃圾治理专项资金，整合环保、农业、住建等部门涉农资金和垃圾分类、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用于农村生活垃圾收集治理。至2018年，宁乡市全面启动农村垃圾分类村创建工作，到目前全市累计投放分类垃圾桶64万个，建成分拣中心256个，配备清运车辆2414辆，253个涉农村（社区）全部成功创建长沙市垃圾分类村，形成覆盖市、镇、村、组、户五级的垃圾分类收集处置网络。四是社会参与。鼓励村民投工筹劳、捐助资金，用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和美丽乡村建设。2016年，开展各类专项整治行动286场次，筹集村民资金超过8100万元，群众义务投工约55万人次日。2017—年-2018年行动次数和资金数量持续攀升。

4.抓机制，促长效管理。一是考核评比制度。将农村垃圾治理工作纳入市对乡镇（街道）绩效考核，占5-~7分，实行市级季考核、乡镇月考评，对被评为长沙市环境卫生“基本合格”乡镇（街道、村）实行“表态发言”。二是农户评比制度。各村每月组织五老干部、社会贤达、联村干部、组长等对农户房前屋后环境卫生和垃圾分类减量情况进行评比，评比结果以组为单位张贴公布。三是网格化管理机制。各乡镇（街道）因地制宜，通过划片、划段等方式建立包干责任制，实行网格化管理，每个网格由一名镇干部、一名村两委班子成员、一名党小组长、一名妇女组长、一名保洁员5人负责，负责联系并指导网格内农户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将环境卫生整治成效与两委班子成员绩效考核、奖金挂钩，实行月考评兑现。四是市场运作制度。多地引入市场化保洁机制将集镇生活垃圾处置工作服务外包，如花明楼镇、青山桥镇、黄材镇、大成桥镇、喻家坳乡、沩山乡、城郊街和历经铺道等，各乡镇负责对第三方服务公司工作成效进行监督、考核，通过市场化运作模式，镇容镇貌焕然一新。

3.菁华铺乡陈家桥模式

遵循“群众欢迎、简单实用、环境有效”的原则，探索出垃圾分类“五点减量法”，即采取“卖一点、沤一点、埋一点、收一点、运一点”的方式，进行垃圾分类和处理。

其中，卖一点是指可回收垃圾，如各类纸类、塑料瓶、玻璃瓶、旧衣服等；沤一点是指可降解垃圾，如剩饭剩菜、瓜果皮壳、过剩食品等；埋一点是指不可降解垃圾，如煤灰、建筑垃圾等；运一点是指其他垃圾，如尿不湿、卫生巾、烟蒂等；收一点是指有毒有害垃圾，如废电池、旧手机、农药瓶、废弃化妆品等。

该模式实现了农户源头粗分类可减少60%，每家发放两个户用垃圾桶，倒逼农户将建筑垃圾、煤灰、杂草等大体量垃圾利用农村“自留地”和沤肥池自行进行填埋、堆肥处理，引导农户将垃圾按可回收、不可回收两类进行分类。

其次通过保洁员二次分类，还可再度减量30%。由保洁员上门回收时对农户垃圾桶内的垃圾按“五点减量法”进行二次分类，回收的各类可利用废品及有害废品进村级资源分拣回收中心，剩下10%的不可回收垃圾进乡垃圾压缩式中转站。

菁华铺乡陈家桥模式的特点，分类减量贯穿整个垃圾分类系统，在于一次源头分类时充分利用了农村的“熟人社会”特征，发动留守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参与垃圾分类，养成了极高的分类习惯和积极性，有较高的社会价值有效的提高了垃圾分类参与率。此外，保洁员作为各自责任区域二次分类的主体，在农户粗分类后承担了重要的二次分拣工作。以宁乡菁华铺乡陈家桥村为例，村垃圾分类回收中心该村配备专职垃圾清扫保洁回收员8名，负责全村8个片区的垃圾分类回收工作；配备垃圾清运员两名，负责外运全村的不可回收垃圾。垃圾分类回收员按照3天一次的上门频率进行分类垃圾回收，并由所负责片区的村两委班子成员进行监督和管理。保洁员将从每户收集的分类垃圾清运到村垃圾分类分拣资源回收中心，在各自的垃圾分类分拣房中细分各类可回收垃圾，定期由废品回收公司进行回收。对于废旧织物、废锡纸、糖果纸、等化纤类低值不可回收利用废物由乡政府“兜底”压缩统一外运送至市垃圾填埋场。每月28日由保洁员上门收集废弃电池、过期农药、废油漆、废灯管、废日用化学品和过期药品等有害垃圾，并送至村垃圾分类分拣资源回收中心封存处置，定期由乡环保站交送市生态环境部门统一处置。

在资金配套方面，按照“市县配套、镇村投入、农户收取、乡贤资助”的原则，筹集资金开展垃圾分类基础设建设，补助资金由村统筹安排，做到专款专用。理事会定期到村分拣中心按市场价格回收可利用的、有毒有害的垃圾，并建立台账。将垃圾分类回收金额的100%补助给保洁员，有效提高其分类回收的积极性。

4.花明楼镇“三分三减”模式

模式共分为3项执行内容，具体如下：

农户初分，按照“五点分类法”农户负责落实房前屋后和庭院的“整齐、整洁、整修和绿化”及承担垃圾初次分类责任；

保洁员细分，负责网格责任区内所有公共区域，对农户每两至三天上门收集垃圾并细分，同时对责任范围内规模较大的聚餐聚会进行现场保洁，对可回收利用的垃圾，镇政府按照回收公司回收金额的50%给予保洁员奖励；

分拣中心精分，建设垃圾分拣回收中心，将两次分拣后的垃圾投放到分类存储室，有序摆放，进行精分。

杨林桥村试点后，目前花明楼镇实现全域网格保洁、专职队伍全覆盖，达到了“三增三减”的工作效果。“三减”是指：其一，减了垃圾量，以杨林桥村为例，出村垃圾量由2016年年初的每日7.5吨减少到年底的1.5吨左右，减量达70%；其二，减少了运行成本，全镇垃圾转运费由2015年的76万元降至2016年年底的27万元，2017-—2018年转运费保持基本稳定；其三，减少了工作难度，由以往的突击多、效果差变为现在的日常督查、长效保洁。“三增”是指：其一，废旧物资回收利用大大增多；其二，有毒有害物质集中处理率大大增高；其三，居民垃圾分类及环卫意识大大增强。

5.沩山乡6S模式

沩山乡地处长沙市西部边陲，垃圾收集转运难度大。近年来，该沩山乡政府在全省率先开展“全民拒塑”行动，免费发放环保购物袋10万余个，敬老院老人编制发放环保竹篮1.2万余个，引导和鼓励村民改变购物习惯，自觉抵制白色污染，目前在沩山已很难看到一次性塑料袋。同时，沩山乡因地制宜提出“环境卫生整洁行动6S管理机制”，6S模式是指整理（要与不要，一留一弃）、整顿（科学布局，取用快捷）、清扫（清除垃圾，美化环境）、清洁（形成制度，贯彻到底）、素养（养成习惯，以人为本）、安全（安全操作，生命第一）六个管理机制。通过6S模式的推广，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不断提高，该沩山乡先后荣获“中华环境宝钢奖”“国家级生态乡镇”等称号。

6.湖南长沙县模式

长沙县坚持用绿色发展的理念，着力改善生态环境，逐步转变过去“户集、村收、镇中转、市处理”的转移填埋式处理方式，按照“全域覆盖、全民动员、全面推进”的思路，推行农户“三分法”，要求村民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投放，倡导易腐垃圾和灰土类垃圾自行就地消化处理，引导村民源头减量。通过实行“五点减量法”，即沤一点、填一点、交一点、运一点、卖一点，大力倡导绿色发展的生活方式，积极构建“户分类投放、村分类收集、镇分类中转、县市分类处理”的农村垃圾分类处理新体系。

1.不断完善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和队伍，破解农村垃圾处理难题一是全面改善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实现设施全覆盖。长沙县15个农村镇（街道）共有涉农村（社区）146个，通过全域开展农村垃圾分类减量村建设，近三年全面取缔了农村地区1.54万个户用焚烧桶和2.08万座敞口垃圾池，代之以配备户分类垃圾桶32.5万个，已有144个村建立村资源分拣中心共172座；配备上户回收车辆1055台，新配镇村生活垃圾密闭压缩式清运车27台，超过一半的乡镇生活垃圾实现全程统一密闭收集，农村垃圾分类减量村的比例达85.62%。二是全面组成农村垃圾分类服务阵营，实行队伍职业化。按照每150户至少配备一名专职保洁员的要求，共组建农村专职保洁员队伍1966名。其中，垃圾分类上户回收员1223名、公共区域保洁员743名，进一步发挥“公共区域保洁员、有害垃圾收集员、环境卫生监督员、垃圾分类指导员、破坏环境劝导员”的“五员”职能，促进城乡常态保洁和垃圾分类回收，切实打通环境治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2.全方位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做到垃圾分类家喻户晓在推进垃圾分类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农户为主体，充分发挥农村的自治组织作用，召集村组两委班子成员、“三长”和保洁员开展专题培训和现场参观等活动，并逐组召开户主会、培训会。通过以户主会为基础、“三长”会为核心、入户指导宣传和外出参观学习等方式协助发力，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同时，长沙县还编印了《长沙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指导手册》20.5万份，将垃圾分类理念传播给千家万户，在农村地区掀起垃圾分类减量村建设的热潮，农户垃圾分类减量知晓率达到98%以上，垃圾分类已成为农村新时尚。

3.积极探索市场化服务，推进垃圾分类处置一是政府购买服务，长沙县三年（2018.8-—2021.8）共投入垃圾清运费6690万元，由一家专业公司负责城乡垃圾压缩站的转运，配备密闭压缩清运车40台，统一运输至市中转场中转、处理，确保了18个农村公共站、18个企业站常态运行，对生活垃圾进行治理的行政村比例达到100%。二是先行先试，通过公开招投标，两年（2017.5-—2019.5）共投入389.4万元，引入大型再生资源回收企业负责长沙县农村低值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的政府兜底回收处理，配备再生资源回收车辆3台、危险废物专用收集车1台，率先全市打通低值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终端处置渠道，不仅解决镇村垃圾分类后顾之忧，也减轻市终端处置压力，还让废弃玻璃、塑料、橡胶、纺织品等变废为宝。三是2018年11月，长沙县又率先启动农村餐厨垃圾统一收集处理，收集范围已覆盖全县农村集镇餐饮门店、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和大型农庄，由镇委派专业公司负责前端收集，交联合餐厨进行中端清运和终端处理，促进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

4.不断健全长效机制，促进垃圾分类常态运行一是建立多元投入机制。首先，按照120元/户安排村庄基础保洁经费，保障保洁员工资待遇，确保常态保洁，有效解决本地劳动力就业问题近2000个。其次，按照每村22.8万元安排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村（社区）创建经费，全面支持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建设。再次，依据垃圾分类减量村第三方暗访结果分类安排运行维护经费3-5万元/村，确保垃圾分类减量村常态运行。又次，按照每吨有害垃圾、低值可回收物分别补助400元和260元，进一步增加保洁员收入、提高分类主动性。此外，以创建垃圾分类减量村为契机，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大力推行村民自缴垃圾处置费。缴费标准为50-~60元/户·年，2018年共有117村（社区）农户自缴垃圾处置费589万元。这种方式拓宽了资金渠道，工作方式由政府大包大揽向群众全面参与、自觉付费和全民共建共享的方向转变。二是完善垃圾分类管理机制。由县卫健局（爱卫办）代表县委、县政府统筹、协调、考核、监督、督办全县城乡整洁行动垃圾处置，坚持月督查、季考核、年总评的督查考核机制和奖罚机制，由第三方每月开展暗访考核、部门每季开展日常考核，建立县—镇、镇—村、村—组、组—户四级联动的督查考核机制和评比公示机制，营造比赶超的氛围，以此促进工作的平衡发展。同时，明确各镇垃圾分类回收目标，回收总量与奖补资金和绩效考核挂钩，层层传导压力，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5.积极探索二次分类，做好垃圾分类处理新文章以春华镇九木村为例，在未开展垃圾分类减量前，全村每月送镇垃圾中转站的生活垃圾达100吨。2017年6月启动垃圾分类减量示范村建设以后，每月送镇垃圾中转站的生活垃圾减量至20吨以下；自2018年3月开展其他垃圾二次分类后，平均每月分出其他干垃圾约1.5吨送交县专业公司热解处理，进入镇垃圾中转站的垃圾减量至约2吨/月，基本实现村庄垃圾不进镇压缩站。目前，长沙县已在50个村试点推进二次分类，其中，春华镇、路口镇全域推广。通过低温热解工艺将其他干垃圾变为油和炭等高价值资源，实现乡镇垃圾处理基本不出镇，从根本上解决垃圾处理难题。

农村垃圾分类现有模式的共性和个性经验

1.各地的共性经验纵观上述几种典型的农村垃圾分类模式，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现行农村垃圾分类模式的共性经验。

首先，上述各地在推行垃圾分类时均有效利用了农村集体生活的特点，利用乡贤在农村社会中的影响力号召全体村民落实垃圾分类；并利用农村“熟人社会”的特征，将村民在垃圾分类上的优劣表现予以公示，在道德层面上促进村民们自律。

其次，上述各地均建立了职业化的保洁队伍负责对村民粗分类的垃圾进行后续精细化处理，把农户初分的标准降低到村民们易于接受的水平，增加了垃圾分类的效率，防止了村民出现抵触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的就业问题。

最后，在垃圾分类的资金筹集问题上，上述地区均采用了“政府兜底+村民自筹”的模式，由村民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自身的垃圾处理费用，在有效缓解资金瓶颈的同时，也促进了村民主动减少垃圾排放量，同时保障了保洁员的薪资待遇，使农村垃圾分类工作方式由政府大包大揽向群众全面参与、自觉付费和全民共建共享的方向转变。

2.各地的个性经验除上述共性经验之外，各地在垃圾分类的实践中也因地制宜，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特色。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模式注重垃圾分类带来的经济效益，当地村“两委”抓住了垃圾分类行动使得当地环境优化这一契机，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把环境整治成果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使环保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湖南省宁乡市菁华铺乡陈家桥模式注重结合农村社会的自身特点，发动留守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参与垃圾分类，为当地村民培养出极高的分类习惯和积极性，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同时由乡贤发挥带头作用，资助完善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建设，有力地保证了本地垃圾分类事务的稳定运行。湖南省花明楼镇杨林桥村模式注重源头减量，对村民、保洁员和垃圾分拣中心各自的职责有着精细的规划，形成了“农户初分，保洁员细分，分拣中心精分；一减垃圾量，二减运行成本，三减工作难度”的“三增三减”模式。湖南省沩山乡模式注重源头治理，结合当地垃圾收集转运难度大的情况，开展“全民拒塑”行动，免费发放环保购物袋和环保竹篮，引导和鼓励村民改变购物习惯，从而从源头消灭一次性塑料袋污染。湖南省长沙县模式注重市场化发展，引入专业的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将大多地区难以处理的有害垃圾和低值可回收垃圾加以分类收集，大大减轻了对环境的影响，并打通低值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终端处置渠道，不仅解决镇村垃圾分类后顾之忧，也减轻城市终端处置压力，还让废弃玻璃、塑料、橡胶、纺织品等变废为宝。